活动空间的狭小禁锢了农村青年留守女性的自主性，农业生产负担重、家庭照料任务重、经济花销负担重成为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同时，由于丈夫在家庭中的长期缺位以及社区公共舆论对男性的限制弱化，留守村庄的青年女性经常担心丈夫在外有婚外性、婚外情等问题。婚姻危机真正发生时，留守妇女还需面对丈夫的经济弃养、冷暴力、无视，以及家庭、村庄的舆论非难等。隐忍，成为婚姻危机中农村留守女性的生活境遇和主要策略。
（一）半经济弃养下的隐忍
通常情况下，外出务工的丈夫一旦出轨，就会部分或完全逃避家庭责任——既不承担家庭照料义务，也不承担家庭经济责任。这使得留守妇女不得不独自承担家中老人及未成年子女的照料责任。这些名存实亡的婚姻状态下，由于照顾老人和儿童而走不开的青年留守女性处于事实上被抛弃的状态。经济弃养或半经济弃养是大部分遭遇婚姻危机的青年留守女性最常面临的问题。农业顺理成章地成为青年留守女性基本的收入来源。但在货币化日益渗入农村的背景下，仅靠微薄的农业收入难以保障子女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日常开支，更难以利用余钱提高生活质量。为此，留守乡野的青年女性一般会寻找一份非农工作来补贴家用。同时，留守儿童和老人也都被要求参与到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等中来。青年留守女性的婚姻危机便转化成家庭生计危机。
（二）无视中的隐忍
有些青年留守女性的婚姻危机表现得更加隐蔽，这样的遭遇最容易被勉强维持下来但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所掩盖。最典型的便是留守妇女遭遇丈夫的“无视”，夫妻之间的关系难以维持，变为“有婚无性”。有婚无性、有名无实的畸形婚姻现实，将无数农村留守妇女置于性困境之中。突如其来的丈夫出轨、婚姻变故，给青年留守女性造成了极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在面对经济上的无助时，留守妇女尚能通过自我剥削或家庭剥削的方式积极创造；但一旦维系夫妻婚姻关系的性被割裂开来，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青年留守女性只能默默咽下难言之隐。
（三）消极抵抗后的隐忍
有的留守妇女一时无法承受诸如上述的沉重打击，“憋出”精神或心理上的疾病，甚至出现酗酒、自残等消极抵抗行为。留守妇女秀英便是如此。面对丈夫不顾家、夫妻争吵、家庭暴力，秀英开始用酗酒来麻醉自己。秀英还清晰地记得两次严重的醉酒经历，一次是她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大睡，儿子则在旁边一直哭；另一次是她喝醉以后乱踢双胞胎的孩子，差点闹出了人命。发现丈夫出轨之后，两人又是一顿争吵，丈夫夺门而走，她便把儿子也赶出了门，把自己反锁在屋内，拿出了农药想要一了百了。幸亏120 救护车赶到家时，她还没有吞下农药，这才免除了一场灾难。当遭遇丈夫出轨等婚姻危机时，农村青年留守女性的消极抵抗是隐忍到极限的表现——当留守妇女消极抵抗之后，丈夫可选择继续外出打工，这是他们与妻子进行博弈的筹码；而留守女性囿于家庭照料责任、自身外出的局限等制约，只能继续留下来独自生活。